每逢佳节必塞车──贿赂也有分期付款?
2020-07-19

每逢佳节必塞车──贿赂也有分期付款?

很快的我就发现,大家在讲一个什幺我不知道的事情。

2010 年的中秋节,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过中秋,那也是我在极具声望的《财经杂誌》上班的第一年,一切都很新鲜。

中秋节前的两个礼拜,很奇怪的,马路上开始日夜塞车,我跟同事们约定的会议都很难準时。迟到的同事赶得满头大汗,一坐下就向大家致意:「中秋节送礼,哪儿都堵。」这时候,从大家脸上古怪的笑意,我意识到这个「送礼」,不是普普通通的月饼礼盒,似乎有着引人遐想的意涵。

后来我当然知道了,月饼礼盒里,拿开了上层的月饼,底层会有大把现金钞票;同事们说,京城的送礼车里,一整个后车厢满满都是这种礼盒,途为之塞。

裴敏欣在《出卖中国》书中,称此为「贿赂的分期付款」,如果收礼的人满意了,会给送礼的人安排官职、满足需求,任务达成之后再补齐尾款,不成就继续送。农曆春节、中秋是两大送礼时机,京城处处是官,各种高级礼物流转,也是一大官场文化:每逢佳节必塞车。

2010 也是上海主办世界博览会的一年。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我,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展览,有什幺大惊小怪。然而上海世博会被定位成和北京奥运会同等重要的国家级活动,几乎动员了全国公务机构、重点学校参加;我们公司也派出多名记者到世博会参观,因为公司「响应号召」,认购了大批门票。

一进世博馆,到处是农村大伯大婶组成的旅游团,穿戴全身萤光橘色、腥红色、玫粉色等乡土气息浓厚的团体装,几十人、几十人一组,在世博会场中逛来逛去,彷彿这里是观光景点。即使已经动员了大量机关单位,门口查票处排得人山人海,奇怪的是,这个世博会场就是显得硕大无朋,再多人还塞不满。

同事们一边张望一边聊天:「这片地儿都搬了多少人家?」「欸,还在闹,该徵的不该徵的,都徵了。看看,都是空地。」我才恍然大悟,大得看不见边的世博会场,原来儘可能徵收了大量的週边土地,以世博会之名,赶走地上民居,準备展会一结束就要大片土地卖给建商,居民因此在开幕当天集结抗议赔偿条件过低。

在《出卖中国》里,裴敏欣统计了土地、矿产、国有企业这三大贪腐标的的案例型态,其中恶名昭彰的土地财政,在 1994 年金融沙皇朱镕基将财税收归中央后,成为地方政府至少一半的财源收入。像上海世博会这样的迫迁、圈地,在全中国範围内都很常见;儘管推动了惊人的房地产经济活动,却也成为贪腐案件的重灾区,卖地成为官员发财的重要手段之一。

在北京居住还没有很久,我很快就学到了,原来在普通京城民众的话语体系里,有一种特别隐讳的耳语,大家说的时候不明目张胆,但人人又特别爱说;各种晦涩用语、代号,讲到人名时绝不说穿,有各种密语暱称替代,茶余饭后、出租车间都是庶民政治讲堂。我渐渐知道了每个代号在指谁,个个都是「大领导」。

这是在台湾社会很少遇到的事情,好像有一个神秘的世界,隐藏在人们的交头接耳中,人人都知道私底下有些什幺事情正在发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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耳语的世界,有时候会不小心露出一角,你能真正看到一些。

2010 到 2012 年可以说是中国调查报导的大年,儘管我们经历过公安到杂誌社抓人(只好把同事藏起来)、即将付印的大样在印刷厂被没收、已经出街的杂誌被人一个报刊亭一个报刊亭沿街买下(不让人买来看)、上网的新闻链接失效等惊险事件,但平心而论,当时由于新媒体崛起,中国政府一时之间找不到有效的管制办法,还是有许多珍贵的调查报导得以透过网路与世人相见。

因为《财经杂誌》拥有全中国最好的调查报导团队,在公司里称为「法治组」,都是专门揭发贪腐新闻的风云记者,因此裴敏欣书中的研究案例,对我来说有一种诡异的亲切感。

例如书中提到县级政府的贪腐能力并不下于较高阶的市级政府,为了安排自己人张罗贪腐网络,县级政府以「薄利多销」的方式卖官,大量官位低价格出售,就能快速铺成「一条龙服务」网络;生意人前来寻租时,无须个个关节打通,「一把手」点头即可。丰厚的所得使地方流行把县政府盖成「小白宫」,裴书中提到过三座富丽堂皇的小白宫,我自己就去过其中一个。

进入集体贪腐网络有其仪式,官员们各自带着情妇出席聚会,算做投名状,因为情妇常是收受贿赂的白手套。当时流行一种官员落马情节,官员与情妇的情色照片、录影动辄被公开上网,纪委就不得不惩处官员,情妇经常是一种官员之间互相控制的把柄。

我的同事甚至写过一个轰动江湖的封面故事「公共情妇」,一个手腕厉害、相貌并不出色的女子,凭藉对官员需要贪腐网络的敏锐直觉,竟然成为好几个部级官员的共同情妇,一个女子网罗了一张有国营企业高层、证券监理高官、省级高官、法院院长等,可以任意功能组合的「合作脉络」。报导一出,震惊宦海,我们也争相请该同事吃饭,追问幕后香豔情节。

这类故事现在没有过去常见了,这届政府上台后,打贪声势浩浩蕩蕩,官员落马甚至打破了「刑不上常委」的惯例;然而以贪腐新闻为主要战场的调查报导部门,并没有因为新闻富矿而更强大,反而逐渐萎缩消失,被打击的程度比贪腐官员还要惨重。

取而代之的,是类似《人民的名义》这种官方审批製作的打贪电视剧,官方在考虑政权稳定的前提下,决定了哪些情节可以被人民知晓,哪些不可以(新闻自由市场上的调查报导就不是官方想要的),对贪腐事件的知情权,正在逐渐被收归党国所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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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样的情形下,裴敏欣先生去年出版的《出卖中国》一书,就成为人们在耳语世界中,得以窥见的重要真实。

这本书依据过去中国法院公开审判的档案卷宗,归纳出几种重要的贪腐案件类型,包括买官卖官、官商勾结、掏空国企、黑道治国等,并对结构型贪腐现象做出政治经济学解释:中国在1990年之前并没有集体贪腐案件,然而 90 年代行政权下放地方后,由于国家仍然希望控制国有资产的所有权,创造出「可交易的控制权」概念,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。

儘管国家在名义上得到了所有权,然而控制权的法律概念并不清楚,多方势力都有权介入控制,例如国企干部、拥有审批权的行政长官、资产或土地的实际使用人等,所有人都声称有权介入,导致控制权演变为有隙可乘的寻租标的。

裴书并有层次的将贪腐网络是如何一层一层建构起来、每种贪腐类型为何发展成如此等问题,进行了有效解释;例如买官卖官的收入虽然少,却是建立起长期贪腐机器的重要基础,因此这种犯罪长期存在,而且能长期不被破获。

而在官商勾结网络中,买官的增值空间简直像股票,有人花 34 万人民币买官,贪污共 1300 万人民币,增值高达 38 倍;因此官位是必须花时间养护、增值的高报酬投资,官员就必须靠家人、情妇在外包工程、管财务,进行「贪污分工」,这就解释了为什幺总有家人、情妇介入贪污案件。

在国有资产的掏空案中多半牵涉到生意人,商人总与国企干部走在一起;黑道则是贿赂警察,因为只有警察能抓黑道,而生意人没有动力跟警察打交道。书中也展示出某些地方政府是如何一步一步陷入黑道控制的局面。

裴敏欣研究贪腐问题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,他解释了哪些历史宏观决策导致了党国体系最终沦为贪腐体系,现状似乎是必然的结构性结局。这也衍生出一个重大问题,如果贪腐是党国体系发展经济过程中的重要动力、政策条件下的必然结果,那幺这届政府惊天动地的打贪之后,这张党国体系网络接下来又有什幺意识形态上的前进动力?有什幺其他驱动力,可以促使党国体系的持续更新前进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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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为一个台湾人,读这本书还有一种意外的趣味。裴书在解释党国体系时,大概每一个台湾人都能轻易的察觉到,书中的党国脉络体系和国民党的「党产通国产」是多幺相似。列宁式政党在以党领国的思想下,导致早期国民党在处理党产与国家财产时,也出现非常多裴书中的党国行为。

国民党党产争议已是长期话题,今年台湾的不当党产委员会有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,许多人将之视为政党恶斗。然而看过裴书之后,我想台湾社会可能必须意识到一件事情,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,是一个非常具有世界意义的难题。当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流行的以党领国政体走入历史,被一种新的民主政治体制取代,这是我们的共同决定,那幺我们所建立的新政体如何思考、处理旧体制的遗留问题,就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,而且对整个世界政治潮流能形成许多启发的重要课题。

我试着查阅中央图书馆的馆藏资料,发现台湾对国民党党产的研究资料还相当稀少,仅有15笔结果,显然台湾在这方面的总结经验还不多。然而如果台湾能对国民党党产问题建立起一个处理典範,未来很可能会成为所有类似问题的解决範例,尤其像中国、新加坡、东南亚等,至今仍遗留强人强势政党传统的国家。我很希望在国民党党产问题告一段落之后,能有一本像是《出卖中国》一样的政治经济学解释,记录下台湾社会对党产问题的处理过程。

裴敏欣先生是中国「恢复高考」的第一届大学生。因为文革,中共曾经取消高考十年时间,整整十年全中国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,直到1977年才重新招生。十年份的考生凑在一年考,这一年传统上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一年。

从上海外语学院毕业后,裴敏欣先生赴美求学,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,目前任教于加州克莱蒙特.麦肯纳学院(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)。由于在中国问题上认识深刻、立场鲜明,成为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,《出卖中国》是他第一本被翻译成繁体中文的书,甫出版即成为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杂誌的年度选书,这是一本对中文世界有重要意义的书,能在此刻的台湾出版尤其珍贵。